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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街口天桥终于要拆。这几天公交车上、快餐店里,谈论的都是天桥要拆,而天桥上早已“人满为患”,拍照留念的人络绎不绝,摩肩接踵,好似全城出动。

有人说他小时候在天桥上帮妈妈阻止了小偷;有人说他以前每天上下学四次路过天桥;有人说他二十多年前在天桥上与现在的妻子定下终身……煽情种种,小老百姓的记忆。

天桥建成至今二十余年,正好足够一代人建立起他们的集体记忆。东街口,南有亨德利百年老店、曾经的福州第一高楼邮电大厦、东百大楼,北有聚春园酒楼、新华都、新修的东方百货大楼,两家麦当劳两家肯德基三家电影院驻扎于此,而位于正中的东街口天桥,也自然而然成为福州市中心的标志。路口曾经是中国人相聚的地方,也是人气最旺的地方,汽车公路的出现却让这些变成斑马线上的无言以对、面面相觑。作为福州第一座环形天桥,东街口天桥实在是一个或相聚,或登高而望的好地方。毫无疑问,它承载了福州人的集体记忆。

我们可以发现,东街口天桥在我们心中的价值并不低于那些历史文物古建,甚至更多的人从它开始怀念自己的过往,和一个已经消逝了的老福州。尽管它只是并不漂亮的钢筋水泥。如此看来,建筑无所谓新旧。它更可以说是人们情感的承载体,越是公共的空间就越会被人民大众记住。

相比之下,那些尚能“苟延残喘”的古建筑显得实在形单影只。它们曾经是高官贵人的深宅大院、商贾往来繁华之地,现在却多半只能在高楼大厦的包夹下暂得喘息,仿佛是古老世界走来的钉子户,城市建设的死疙瘩;或有个别幸运者被“独具慧眼”的商人看中,几经整容,成为那些人吸金的“聚宝盆”,人气虽旺,却只是丢了魂的空壳罢了。而那些如玫瑰圣母堂者,那些无人过问、无人介意地被无声无息的拆除的建筑,又是几多可叹,也只好总结一句,那被从城市历史中抹去了的。

又想到,每每传出拆迁消息,“文艺青年”们才蜂拥而至、殇今怀古、捶胸顿足起来。借用一句评论:“文艺青年”的事,大抵如此。这真不得不让人怀疑其他们(抑或我们)的动机起来。如今技术门槛之低,所谓提笔就能著文发表,抬手便可摄影上传,以至于“文艺”字眼的泛滥,近乎贬义,就好像有人往奶粉里掺了假,于是所有的奶粉都不可靠了。找到一处有历史的地方很容易,骂几句政府也很容易,但是少有人能说出该如何保,如何修,更不用说兼顾老屋子里居民生活条件极差的现实。“文艺青年”大都纸面功夫十足,能写文章,洋洋洒洒;有相机,能够“随手拍照”、“记录生活”;但却少有能与公权形成互动者。所以所谓“文艺”的事情,只是一场与空气的作战,自娱自乐罢了。而真正的文艺,理想与现实的纠结,进则要求甚高,益发矛盾,恐难容与俗人俗世;退则自降身价,不高于现实的理想,意义又何在?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把握,进退维谷,委实尴尬。

而这恐怕也是“文艺”在中国的尴尬了吧。

那一年,说到“逛街”就想到东街口,从天桥上看车是一个奇妙的角度;那一年,放学我第一次冲过铜盘路的斑马线,自那以后我过街再不需要迁大人的手;那一年,自行车驶过南后街的凹凼,粗大的树干下满是积水,妈妈在小店里买了一双鞋,我却等得不耐烦。

这一年,东街口的天桥要拆了;这一年,铜盘路要变成原来的几倍宽,河水的声音要被埋在地下。直到这一年,我还没有走进过南后街那悠悠的小巷;它已经走了。

当我们终于想到去记录这座城市的记忆的时候,才发现很多东西已经和我们错身而过,追之不及。

历史走得很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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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塔

乌塔2002

2002年的乌塔,周边还是一片荒地。

乌塔2004

2004,冠亚已经进驻

乌塔2007

2007,乌塔已身陷囹圄

乌塔2009

2009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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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新村,又是一片即将拆迁的老房子。周末赶去拍几张照片,试图以固定的影像留下老屋的一点记忆,也免得自己将来捶胸顿足,对着新盖的钢筋水泥一顿臭骂,懊恼后悔。

新村里,老人们围凑在桌前聊天打牌,小孩子依旧嬉戏玩闹,新芽嫩叶与外无异。然而新村内挂出了“封房组”的招牌,计划生育宣传栏被搬家广告占领,路旁木凳上的大爷说的是最早搬的可以赔多少钱。

老城默默告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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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新村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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